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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 陈博梅:立法不光是个技术活

  [日期:2016-12-05] 阅读:

  人大约都有一个情结,就是总希望给自己以营养的民间文艺能够有传承,甚至有发展,因为他们的生活离不开民间文艺。立法者也许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从一九九〇年起,“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文中简称“民间文艺”)就已经在我国版权法中规定下来,可见民间文艺在立法者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但是,版权法中的规定还只是原则性的,具体的实施办法,时隔二十六年,至今未能出台。很多人将此归结为现行版权法规则跟民间文艺不合。规则要求,可获得版权保护的民间文艺要有具体表现形式,还得有明确的作者以及有期限的保护期。而民间文艺的特点却与这套规则大相径庭。比如,民间文艺作者不明,表现形式不具体,也难以给它规定一个保护期限。如果严格依照现有规则,二者的确难以融合在一起。但这只是个立法技术问题。如果大胆超越,从我国实际出发,找到一个既顾及规则,又符合需要的办法,应该是能做到的。

  首先,对民间文艺传承人,我们曾建议采取“备案审查 + 个案认定”的方式加以解决。与一般艺术作品的版权自愿登记不同的是,民间文艺的备案审查应当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一种主动行为,是体现国家保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特殊政策。对那些经过备案、审查、公示等程序的民间文艺,有关传承人便获得了一种国家承认的类似创作作者那样的身份,他们可以在必要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此外,民间文艺传承人在遭遇侵权时,还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作为传承人的身份,维护其合法权利。民间文艺家总是跟他 / 她所传承的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既然能够确定传承人身份,民间文艺作品的形式或内容一般也可以确定。

  其次,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自主选择权,赋予其作为“惠益分享”(原为一九九二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提出的一套因解决遗传资源开发利用问题而产生的利益分配机制,这里主要指民间文艺传承人可从市场获取他们应得的部分)一方的获酬权。版权是对作品利用的控制权。国家通过赋予创作者对其创作作品的市场利用一定期限的垄断权,使创作者从中获得回报,从而维持和激励其创作。但是,有关版权立法,首先不是要解决民间文艺的市场化问题,不是通过赋予传承人对其所传承的民间文艺作品的垄断权,让他们有机会从市场上得到多少金钱。民间文艺的保护有各种目标,如制止擅自利用民间文艺,制止通过对民间文艺的非法控制而获利。但是,对民间文艺最好的保护应该是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自主选择权,落脚点应放在充分尊重传承人的精神权利方面,传承人有权选择其生活和传承方式,拒绝任何外来干扰。在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自主选择权、充分尊重传承人精神权利的基础上,对于可能的市场利用,赋予其作为“惠益分享”一方的获酬权。

  第三,设定有期限、可续展的保护期。很难想象,对于民间文艺的保护是暂时的、有期限的。但是,民间文艺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不断变动的,因此,立法上规定对民间文艺永远保护,将难以实现。为了实现既长久保护又现实可行,可规定民间文艺的保护期为五十年,五十年后可以续展,起始日从民间文艺传承人提出主张或其权利得到确认之日起计算。提出这个方案的理由在于体现对民间文艺传承人的尊重。比如,赫哲族对《乌苏里船歌》曲调主张权利,就从法院判决承认其享有这项权利之日起五十年。五十年以后原来的曲调以及传承主体可能已经发生变化,就要根据新的情况,由后续传承人来决定是否续展版权保护;国家是否继续给予其保护,也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来决定。

  我们的以上“建议”已经在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发表。关注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的读书人有很多,相信有关立法部门最终能够破解难题,尽早出台民间文艺版权保护条例。但是,立法不光是个技术活,民间文艺的版权保护,除了立法上的突破,还需要每一个立法者、艺术家、法律人乃至普通民众,对民间文艺的理解和尊重。具体地说,对民间文艺,光有喜爱还不够,还要有对我们自身文化血脉的认同与信仰。千百年来,民间文艺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国家现在要立法,就是想通过相关的法律保护,使民间文艺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这几年,我们在田野考察中,接触到阿昌族民间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具体个案,谈谈阿昌族民间史诗传承人是如何基于信仰,一代又一代,把一部古老史诗一直传诵至今的。阿昌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据二〇一〇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阿昌族人口总数不足四万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潞西、盈江等县市。以神话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不仅是阿昌族历史的记忆,也是他们原始观念形态和思维形式的反映,是世人了解这个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部史诗讲述的是天公遮帕麻与地母遮米麻造天织地、降服恶魔腊訇、创造人类的故事,充满了奇伟瑰丽的幻想,反映出阿昌族先民们对天地形成、人类起源、自然万物的蒙昧认识和对祖先天公遮帕麻与地母遮米麻的敬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有一大批阿昌族口传文学作品在被发掘整理并翻译成汉语后,以书籍发行和报刊刊载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一九八三年一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阿昌族大活袍(在阿昌族古语中,活袍即祭司)赵安贤唱,杨叶生译,兰克、杨智晖整理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诗歌体单行本。

  但是,作为阿昌族文学艺术和历史文化代表的民间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绝不是一个诗歌单行本就能够承载的。它的宗祠祭祖仪式,活袍唱诵“表演”,史诗“阴传”或“隔代传”的“神授”过程,活袍唱诵的形式等等,无不说明这部史诗仍旧“活”在阿昌人社区,并且在社区内部发挥着凝聚人心、连接神灵的作用。我们注意到,每一个活袍,甚至活袍们的每一次唱诵,内容和形式都有不同,而这并不是他们的即兴发挥,而是秉承神的旨意。

  阿昌族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虽然于二○○六年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二○一一年《非物质遗产法》颁布施行以后,国家进一步宣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调查结果显示:与史诗中人物相关联的民族历史及农耕文化的早期记忆在族群中已经开始模糊;听过并能够叙述阿昌族民间故事的人急剧减少,而阿昌族民歌的实用功能也大大减弱。如果我们不能在当今信息化、市场化环境下为这部史诗找到“活下去”的出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像希腊《荷马史诗》那样无人能传唱,只能从书本上看的“死去的”文字。

  这并非危言耸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阿昌族的活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也使他们在阿昌族中的社区地位受到一定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有学者对阿昌族的口传文学进行整理。从《遮帕麻和遮米麻》一书的“后记”中我们读到:这部史诗传承人之一赵安贤老歌手,在遭遇一九六六年大字报封门之后,曾经“下死心不唱它了”。一九七九年虽然经过整理者再三动员,他在演唱之前,仍坚持向当地政府索要一纸“盖有人民政府公章”的“免罪的证明”。可见这部史诗传承之险!赵安贤老歌手的“免罪”之请,一方面出于对再度因演唱史诗而遭遇迫害的担忧,一方面是出于对本族神灵的敬畏,他要“请示住在遥远地方的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问他们是否同意让他破例唱给信得过的外族远客(这部史诗通常只在丧葬时向族人演唱)”。

  从梁河阿昌族史诗的保护现状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年轻一代人逐渐淡化了自己的民族记忆。阿昌族史诗作为这个族群精神文化的载体,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承。而“活袍”作为传袭原始宗教观念信仰的载体,在某些时候甚至以“表演艺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媒体,这反映出他们在社区中的功能逐渐弱化。史诗是了解阿昌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人听不懂活袍们念诵的经文(阿昌族没有文字,活袍们用阿昌古语念诵经文),目前能够将这些经文翻译成可读性较强的汉语者只有阿昌族学者杨叶生。除了史诗外,在我们调研的丙盖村寨,二十五岁以下的女青年中,会织阿昌族筒裙者屈指可数。而筒裙本来是阿昌族女性嫁妆的必备之物,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断裂和消亡之一斑。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多次遇到当地文化部门官员带着记者到活袍曹明宽(男,阿昌族,一九四三年十月生,云南省梁河县九保阿昌族乡勐科村人。截至二○一三年二月,已经主持了一千三百多场丧礼和祭祀活动。云南省梁河县每年公历三月二十日的阿露窝罗节,由曹明宽活袍主持诵经活动,念诵《遮帕麻和遮米麻》的造天织地传人部分,开启阿露窝罗节的庆典)家中采风。在采风过程中,记者都会要求曹明宽念诵《遮帕麻与遮米麻》(虽然一九八三年活袍赵安贤演唱的《遮帕麻和遮米麻》已出版面世,但是在世世代代的传唱中,每个活袍对史诗的理解有所不同,演唱时会产生不同的变体),并进行摄像或者拍照。这个过程中,某些记者因不了解有关民俗,对活袍尊重不够,触犯“禁忌”常有发生。如不经允许触碰法器,坐在作法的椅子上,等等。我们也做了摄像记录(本文作者之一陈博梅编导拍摄的《切袍》曾在二○一三年由法国驻华使馆支持的巴黎青年短片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单元奖)。根据曹明宽口述,触犯“禁忌”者会被下蛊,肚子会莫名其妙地疼痛。可见对于某些记者的行为,传承人本身并不认可,却也不会提出抗议。收入方面,除了作为“非遗传承人”每年能拿到八千元的补助外,他每次对外演唱并不收费(社区内部,曹明宽被村民请去做法事时,会收到村民的礼物,如鸡、米、猪的四肢等,具体收费根据村民家中的情况自行给予 , 无论多少,都要返还 10%左右)。另外,对于记者拍摄的内容,曹明宽从未拿到过摄录自己念诵的载体。史诗的演唱者从未接到过对自己的念诵进行使用的通知,收集资料者不仅不付报酬,连出版物样品也未致送。这种任意“利用”阿昌族史诗的不仅包括记者,也包括一些到这个地区调研的学者。他们把相关信息拿走后,并未对这些信息的持有者进行反馈。

  可见,仅仅通过立法挽留不住民间文艺的灵魂,外部的抢救发掘也只能留下民间文艺的躯壳。对于立法者来说,他们不仅要有勇气突破现有规则限制,要掌握一定的立法技巧,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有信仰—相信立法者、执法者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终究能够对我国民间文艺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一些积极作用。而这种信仰,只能通过不断的学习得以建立,不仅要学习法学理论,也要学习一些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知识,以积极的心态去认识和理解民间文艺传承人的信仰并给予充分尊重。要通过承认民间文艺传承人的自主选择权和自主表达权,通过立法并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排除民间文艺被不当或者不法利用等干扰,让民间文艺传承人作为“惠益分享”一方,享有从对民间文艺的市场利用中获酬的权利。通过上述种种努力,坚持立法者的信仰,版权法的目标才能实现,民间文艺才能伴随我们,直到永远。

 

编者:原文刊载于《读书》2016年10期。如需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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